中国“奢侈病” 疯狂消费的背后

今年，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发布消息说，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多家机构还给出了超越的时间点，汇丰银行的预测是今年，世界奢侈品协会估计是明年，最保守的预测，这一天一定会在2015年之前到来。

不是每个超越都能博得一片喝彩。

上一次是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全面领先的信号，大并不是强，人均GDP还差得远呢。

这一次，不需要经济学家提醒，即使中国最热爱金牌的人，也不会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的王冠而欢呼雀跃。

这个王冠此前分别属于欧洲、美国和日本，而中国，将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奢侈品进入中国也不过是十多年的事情。要知道，这个国家尝试市场经济也不过20年。

我们没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却跑步成为奢侈品第一大国。

中国人大量购买奢侈品时，奢侈品也在暴露着中国的社会病。

在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指标远未达标的现在，当奢侈品遇上中国，可称为奇遇。

奢侈品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昂贵商品，它像是一个活跃的化学试剂，一遇上贫富分化、财富来源不透明、官员贪腐等等社会问题，就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它是“非法爱情”的润滑剂，小三和二奶们不能没有它们的抚慰。

它是消息树，一个价值16.8万的包包因为属于“红十字商会总经理”，掀起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强烈质疑。

它是反腐尖兵，南京官员周久耕只因在公开场所戴着一块价值10万的手表，被查出贪污的事实，最终锒铛入狱。

它是显微镜，那些看起来平滑的物体，在它的镜头下，顿时崎岖不平起来。

公允一些，奢侈品成为理解我们现实的视角，实在负重过大。不过，奢侈品作为精益求精的一种商品，本身也与众不同。奢侈品商家热爱的买家应该拥有财富、社会地位、良好的生活方式三重条件。在中国，三个条件都符合的人并不多。

人人都爱奢侈品，如果这“奇遇”改变为“遇见”，人们对奢侈品的爱，将会更理所当然。

需要改变的，不是奢侈品。

一个爱马仕包引发的惨案

奢侈品成为了社会问题爆发的代步工具，症结不在奢侈品，而是源于社会本身。

如果扣掉中间的经过，“郭美美事件”可以描述为：一天，一个女孩在网上秀了爱马仕包，一个月后，整个中国的官方慈善机构的吸金量掉了一半。这样的“惨案”，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16.8万和5.2亿

那只惹祸的包价值16.8万。按照郭美美的说法，这只包是在北京的新光天地购得。今年2月，她和“干爹”王军在晚饭后到新光天地逛街，在一家奢侈品店中，看到了这款绿色的爱马仕包，标价16万8，这比爱马仕专柜要贵很多，但在专柜要等上半年才能拿到包。

王军为她买下了这款包。

她和这款包合了影，发在微博上，修改了微博认证，从演员变成了“红十字商会总经理”。

6月下旬的一天，这条微博被疯狂地转发。

爱马仕是奢侈品箱包中的顶级品牌，“爱马仕”、“90后”、“红十字会”，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起，顿时掀起舆论的巨浪。

此后，媒体开始介入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梳理出一条从中红博爱到红十字会的商业链。这条商业链一旦坐实，那就意味着郭美美的财富可能与红十字会难脱干系。但彼时，“郭美美事件”的蝴蝶翅膀已经煽向整个社会。

今年3—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受捐款62.6亿元，但在今年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的社会捐款锐减一半，为5亿元，比6月减少了5.2亿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急剧下降，存在情绪的积累，而郭美美事件是一个爆发点，它引起了中国慈善事业强烈的阵痛。”

直到事发一个半月后，郭美美和母亲郭登峰在郎咸平的《解码财商》节目中，声称自己的财富来源与红十字会无关。可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质疑——财富来源不明，这是一个堪比慈善基金被滥用的同样刺痛国人的话题。

这一切，都与那只绿色的爱马仕包脱不了干系。明码标价的奢侈品，成为公众辨别不当财富的最佳工具。

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婷分析：“爱马仕的形象在中国成为爱慕虚荣的象征，是因为一些人消费心态的扭曲和财富来源的不明。奢侈品成为了社会问题爆发的代步工具，症结不在奢侈品，而是源于社会本身。在中国，有太多富二代、官二代、郭美美、煤老板、油老板这样的暴富者，他们急于疯狂地消费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