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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大的“虚荣”
“推门走进会议室，如果你是男人，别人看你穿的鞋，如果你是女人，就看你手上的包。”
这是陈小枚(化名)经常会遇到的情景。“为什么要拥有奢侈品？这就是原因。”
四年前，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陈小枚，从济南来到上海，进入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现在，她拥有两只“高级包包”，一只爱马仕，一只LV。
她上班的地方在高档写字楼，平常也要参加一些客户组织的酒会。这让她迅速认清了形势：“不要穿得让人觉得你是一个newhand！(新手)”最近，她正打算去买一双Ferragamo(菲拉格慕)的女鞋，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酒会等着她。
陈小枚说，身边的女伴也有去买A货的，也有节衣缩食两个月去买一件巴宝莉风衣的。不过，她认为“LOGO崇拜”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流行的是“圈子文化”，“要跟着你所在的圈子走。”
黄四维介绍说，就在去年，几乎是一夜之间，表盘超大的沛纳海品牌腕表悄然兴起。这个原为意大利皇家海军制作精密仪器和腕表的品牌商，在中国采取的就是圈子营销的策略，甚至吸引了一批原来劳力士、欧米茄的佩戴者。
“这就是圈子的力量。我知道的温州的一个圈子，如果不戴一块百达翡丽的表，是不好意思出门的。”黄四维说。
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在《格调》(《class》)一书中介绍，在西方，皇室贵族血统成员是“公认的顶级阶层”，企业主则组成了“高级阶层”。一定程度上，皇室贵族承担着引导传统奢侈品的消费，而“高级阶层”和“有产阶层”则会追随，以“拥有奢侈品品牌而虚荣”。
显然，这种“虚荣”在中国被放大了。黄四维打了一个比方：“总经理用一个LV，过几天，副总也用上了，再过几天，秘书也用上了，再过几天，普通职员也用上了，最后，他发现前台都背LV上班了。这时候，总经理就觉得自己的LV不是LV了，最得意的是前台，我都背总经理级别的包了！”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论是：“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说，“日本人曾经被认为是最盲信的消费群体，而现在中国人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接受那些并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并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费它们。”
不过，陈小枚认为自己不在此列。“这尚在我的承受极限之内，虽说有些功利性在里面，可我对于奢侈品的历史和文化毕竟有所理解。”不过，她也承认，身边有些女伴为此受累。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主流群体过于年轻化，集中于25到45岁之间，平均比欧洲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了15岁，比美国年轻了25岁。
资深媒体人石述思为此感到担忧：“用这种超过自身能力的消费来奖励年轻人，我们担心，自己国家未富先奢。”
“中国特色”
除了年轻人，奢侈品在官员圈的流行程度，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曾有媒体报道，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曾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北京奢侈品经销商吴越(化名)说：“时代在进步，可是大家实在想不出一种彼此认可、能保值，同时对送礼者和被送礼者的品位都褒奖的东西。想来想去，奢侈品是现阶段理想选择。”
每年的春节期间是吴越生意最好的时候。他说，一般购买者和特殊买家的买法是不太相同的。一般购买者，大多都会精心挑选，有的还会和吴越讨论一下奢侈品本身在欧洲的流行趋势。而特殊买家则将商品按照价格分等级，15万左右是一级，8万左右是一级，5万左右又是一级，每一级买几个，包装要精致，价格标签一定要贴在醒目处。数好数量，直接交钱走人。
近几年，吴越的生意越来越好。他总结为自己店里的东西符合潮流：低调而奢华，LOGO不明显。
有评论说奢侈品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是：“在市井买卖中充当货币等价物；在权贵交易时充当润滑剂。”
而李庆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中国最缺乏的是制度，而不是找到一个怪罪的对象，把它骂一顿。奢侈品无罪，被异化的奢侈品可悲。”
一定程度上，奢侈品来到中国后被异化了，在一些“中国特色”的掩映下，绽放出一丝妖冶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