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当代中国离文化繁荣有多远？

编者按：10月15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指出了一些浮躁的文艺现状，也总结了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强调“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凤凰文化独家对话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虽然曾经相当强大，其蔓延面在空间上仍然有限，中国要在文化上击破美国文化的垄断，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模仿的文化大国，路途还十分遥远。与此同时必须要根除文艺现状中的病症，并就“文艺复兴”与“新文化”两条道路做出认真的研判和选择。

凤凰网文化：习近平的讲话中指出要让中国文艺更好的发展繁荣起来。也谈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复兴传统”和“发展繁荣”的问题？

朱大可：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有趣的时间节点，那就是距离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前身）创刊100周年，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份杂志在上海问世，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所以，到了2015年9月，我们将面对如何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同时将被迫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否完成了它的使命，而我们是否还需要再来一次“新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近年来一直在试探“文艺复兴”的各种可能性。我记得《南方周末》几年前曾经发起过这样的讨论，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个重要的疑问在于，就基本宗旨而言，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否定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而欧洲文艺复兴试图回到古希腊的宗教/思想传统上去。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文化复兴路线。为了制止文化危机并推动文化繁荣，中国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做出的研判和选择。

凤凰网文化：中国文艺的繁荣应该呈现出怎样一种面貌？中国文化还有可能再影响世界吗？

朱大可：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曾经在东亚地区发挥过重要影响，但即使它曾经相当强大，其蔓延面在空间上仍然相当有限。中国要在文化上击破美国文化的垄断，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模仿的文化大国，路途还十分遥远。

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首先是中国获得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衡量这种软实力能否世界化，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它必须具备强有力的独立、自由和批判现实的人文精神；第二，它必须具有独特和杰出的原创、创新、创意特征；第三，它必须传递人类共同价值并拒绝种族主义信念；第四，它不仅传承区域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也向人类的未来开放。如果不具备这些特征，中国文化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膜拜。

凤凰网文化：中国目前的文艺现状您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主流文艺目前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完全不符合我刚才提到的四项基本标准，而且正在继续向相反方向恶化。第一，它被犬儒主义和奴性传统所支配；第二，它被山寨主义统治，而丧失鼓励创新和创意的生态；第三，它被种族主义、也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所绑架；第四，在功利的物质现实主义和伪国学的严密包围下，它失去了自我超越和未来想象的能力。这是一种相当恶劣的文化生态，如果这种病症得不到缓解，中国文化的自我繁荣，将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凤凰网文化：习近平的讲话里提到了“五四以后在新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灿若星河的大师”，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今天缺少大师，您怎么评价？

朱大可：民国无疑是一个大师丛生的年代，但是假如要重现这种令人缅怀的时刻，就必须首先营造大师诞生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的名字叫做“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独立和创造性人格的生长，也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格局。

凤凰网文化：座谈会会对具体行业的产业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朱大可：从赵本山和张艺谋未能参会来看，或许娱乐业、或者说是以娱乐来盈利的行业，像影视、出版和舞台演出，可能会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将成为新一轮的热门题材，新的“一窝蜂”浪潮即将来袭。

凤凰网文化：习近平的讲话提到了文艺批评家要剜烂苹果，可是与会名单中却没有一个批评家，这是否体现出批评界的一种现状？

朱大可：导致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两个：第一，找不出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官方批评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职业表扬家，擅长给人擦皮鞋，没有掌握“剜烂苹果”的技能；第二，一些善于“剜烂苹果”而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却未必符合会议标准。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批评家的缺席。

凤凰网文化：与会的72个人里除了周小平、花千芳就没有青年了，为什么？是否代表了文艺界的一种年龄状态？毕竟未来是靠青年塑造的，不会忽略。

朱大可：与会者的年龄大多在60岁上下，属于所谓“50后”一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年龄老化，而是因为与会者但大多在文化部门担任官职，已经受过严格的政治考验，具有足够的政治可靠性。而60-80后的中青年一代，尚未接受过这种严格的政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