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疑团 秦始皇传国玉玺之谜何人解？

宝玺传说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11月，末帝李从珂见大兵压境，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和皇后携传国玺登上元武楼自焚而死，从此玉玺下落不明。

又过了大约二百年不到，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古都咸阳有一个叫段义的古董商，他在城内一家店铺里看到有枚古玺，烨烨有光彩，遂驻足杷玩。

段义虽为商贾，却很有点学识，他见这枚玉玺的螭钮不同凡响，又见玺文如鸟兽虫篆，于是以重金购下。通过店铺老板，段义打听到，这枚玉玺的来历是这样的:河南乡(疑傍咸阳的渭水南岸，笔者考述)乡民刘银材要扩建房舍，他和家人在自己的宅基掘土时，无意中挖到了这枚玉玺，当时已近傍晚，玉玺出土时闪光透亮，人皆异之。段义虽然不识印上的文字，但他猜想这是一件至宝，于是连夜赶到京城，把它交给了礼部的大臣。

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宋哲宗颁诏，命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对这枚玉玺进行鉴定。

一直到了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经过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大学问家一年半时间仔细研究，考证总算有了结果，这13名官员的奏书是这样写的:

“按咸阳县民段义所献的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有光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玺印上端)有五龙相盘的螭钮，钮间有小孔，用以穿丝绶。又得玉螭首一，白色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孔，但无文字，与玉玺大小相同。”

在奏书的结尾一段，蔡京等认为:

“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这是晋玺；曰‘受命于天’者，这是后魏的玺印；称作‘有德者昌’的，是唐玺；‘惟德允昌’者，石晋的玺。只有称‘既寿永昌’者，才是真正的秦玺。今得此宝玺于咸阳故宫一带，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文与李斯小篆的风格正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出鸟迹之法，它跟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改庙改元，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不仅对传国玺下了肯定的定义，断为真玺，而且还建议皇帝举行庆贺大典。

哲宗皇帝接受了这些老学究的建议，并下诏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

礼部官员奏道:“五月朔，故事当大朝会，宜就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议，有司豫制缘宝法物，并宝进入。俟降出，权于宝堂安奉。”

按照传统义规，受玺的前三日，差礼部官员奏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受玺的前一天，哲宗皇帝在内殿不上朝，整天必须吃斋，不得荤食。京城的街口墙上醒目地贴着“天授传国受命之宝”的文告。

迎玺的这天终于到了，一大早，皇宫内的大庆殿装点得金碧辉煌，哲宗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的朝贺。段义身著皇帝亲赐的金织衣袍，手捧披着红绸的金匮，在蔡京等十三名文官的簇拥下，缓步走上殿去。哲宗接受传国玺时，深有感慨地说道:“这枚传国之宝历经劫难，今天终于回到大宋朝廷，这是一种好的兆头。朕御服其玺，世世传受！”

笔者曾看到一个叫“柯林”的网民所发的帖子，他在一篇题为《沧桑世事》中写道，据民国年间，时任蓝田县县长、喜好玉石收藏的童冠文推考，传国玉玺可能被五代的冯道私藏。但是，该网民的帖子无任何出处。

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的大臣。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唐末，冯道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刘守光败后，冯道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李存勖即位，以冯道为翰林学士。明宗时任相。冯道历五朝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容身保位，未尝谏诤。晚年自称长乐老。

尽管“柯林”的说法没有来源，笔者亦姑妄存录，以供好事者一哂。

后唐主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等在亡国之际，登玄武楼自焚而亡之时，冯道正是当时的重臣。唐废帝李从珂时，冯道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李从珂在玄武楼自焚而死，传国玉玺自此不知去向，莫非传国玉玺被冯道收藏？这时，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使他(即童冠文——笔者注)心头为之一震，传国玉玺会不会就在冯道的墓中？这样一想，他心头的疑云便一点一点地散开了，立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起来，看来传国玉玺很有可能就在冯道的墓中。

原来冯道不仅是一个善于观望形势、舍弱趋强、无所建树的大官僚，而且还是一个私藏国宝、老谋深算的人。他把传国玉玺私藏起来而没有献出来，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即使献出来他也不可能当更大的官了，他深知自己的官职已经够高了，纵使献宝邀功也是白搭，所以便藏了起来。而他死后，却让这稀世珍宝陪伴着他那丑恶的肉体，成为千百年来的一大迷踪。

传国玺印文之四:蓝田县志本

传国玺印文及螭纽版本

查阅《蓝田县志》，其上记秦始皇传国玺之形制，有五个不同的版本。

一为毕景儒本，印文曰“受命之天，皇帝寿昌”。字体与李斯鱼虫篆不类。毕本在印文旁有二行说明，其文引《辍耕录》云:“或谓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谓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盖秦别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玺，又非元成宗时所得。”

二为向巨源本，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图旁亦有注云:“石得于乾之永寿。高尺，径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无铭识。按此亦吕与叔先生所藏，故入志。”此一版本最为关注者。

三为蔡平仲本，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图旁无注文。此图与向巨源本接近，但印文篆体不如向本丰满、遒劲，笔划较简，似仿制向本所为。

四为蓝田县志本，笔者翻阅清代旧志时，在方志的扉页上，竟然看到传国玺还有一个版本，故暂时名谓县志本，考其印文，发觉系仿制毕景儒本，现姑妄存之。

五为螭纽本，除去上述的三幅图，县志中还有螭钮一个版本，考其图，与其说是五龙相交，毋宁说是两个阴阳相抱的太极图更为合适。图中有注云:“秦传国玺，以蓝田水苍玉为之，刻鱼、虫、鹤、蟮、蛟龙，皆水族物。大略取此义，以扶水德。秦得蓝田玉，制为玺，八面正方，螭纽。命李斯篆文，以鱼鸟刻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或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注文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说明史料源自《太平御览》引《玉玺谱》。

秦始皇传国玺，其形制到底如何？查考资料，参照诸家之说，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玺的材料系用蓝田玉制成。其尺寸，依古制，玺方四寸，钮交五龙(即螭者)。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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