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铭文的青铜簋
青铜器纹饰和铭文的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其意义除可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之外,更重要的当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这就是我们上揭所谓“昭物”、“见情”或“象物”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代青铜器花纹千姿百态,种类繁多,然概括之无非有两大类,即动物象生类和几何线纹类。后者主要用作附属性纹饰。较有意义的是前者,而尤其是其中作为主题花纹者。动物象形类花纹主要有龙、鸟、蚕、蝉、龟、鱼、象、虎以及个别鹿、兔,而龟、鱼、象、虎、鹿、兔等均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滥觞一时之后骤然失传。龙(蚕)鸟(凤)和蝉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花纹。龙、凤、蚕、蝉最终成为青铜器一贯始终的主题花纹,其象征意义无与伦比,先秦古籍所谓“铸鼎象物”,所谓“昭物”、“图物”以至于“服物”,其最根本和最终的意义至此便昭然若揭。龙、蚕、鸟(凤)、蝉不是别的,正是“物”,方物、灵物、神物,亦即“图腾”。因此中国青铜器花纹的社会文化意义至为明确和重要:“报本反始”、“慎终追远”。因为“龙,水物也”,“水以龙”, “蚕为龙精”;凤者风也,鸟者,卵之母也;而蝉则“潜蜕弃秽”,“抱朴而长吟”,“饮露恒鲜”。蜕则“有仙都羽化之灵姿”,“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露者非他,酒醴是也。
青铜器铭文“乃铭书于王之大常”者,宗庙之器,即彝器、庸器,正乃大常之要器。《左传·襄公十九年》:“铭其先祖功烈以示子孙,明明德而惩无礼。”《礼记·祭统》:“铭者,论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 ……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者也。”铭文的出现,是礼与礼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宗法封建领主贵族垄断交通天人的特权合法化,神权、政权合而为一之后,进而实现祖先崇拜的社会功能化和政治化的结果,故而也是宗法制的必然体现。
青铜器铭文之内容及其字形,修辞、句式、文法均构成青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同时更重要的是,三代青铜器铭文是中国最早而可靠的历史文献之一。而西周中期出现的册命封赏之类铭文则更可直视为宗周宫廷文书,并可证《尚书》等传世文献之可靠。
如果说青铜器花纹所体现的现实人文精神尚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与之并存的青铜器铭文则是这种社会政治人伦意义的直接证明。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定制和发展所反映出的正是原始崇拜,即多神拜物教的自然崇拜日趋淡漠而被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先后取代,礼乐文化最终获得强势发展的中国上古社会的实际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