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关注：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

马彦祥（1907—1988）原名马履，马衡之子，戏剧家。

万里迁移

1933年2月6日，故宫文物终于分5批次踏上了惊天地泣鬼神、历时16年的万里大迁移。

这次中国史上的国宝大迁移，习惯上统称“南 迁”， 实际是分南迁和西迁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迁上海是在易培基院长主持下进行的，准备工作始自1932年初，于1933年2月5日夜装车，2月6日起运至5月 15日，分5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由于当时的战火主要限于东三省境内，每次押运又有军队护卫，因此南迁可以说是在和平环境中较为顺利完成的。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朝天宫库。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南迁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和马衡的领导下，于南京沦陷前抢运出3批运往西南大后方。

在押运人员名单中，马彦祥赫然名列其中。反对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马彦祥，时隔4年，却鬼使神差地甘冒战火之险，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趟护送国宝的使 命，在这次中国文物大迁移的历史上留下珍贵一笔，也成为马彦祥戏剧人生中的意外收获。

他在“文革”中写历史交待材料时，对这段轶事曾有如下回忆：

我由开封到武汉，经南京回到上海。我原计划到上海把我的女儿接出来。不料到上海没有几天，大场失守，京沪路断绝，上海成了孤岛。这时除吴淞口一条出路外，无法离开上海。而吴淞口当时谣传敌人检查很严，于是我不得不放弃原来计划，只身化装离开了上海。

当时由上海开出的船只到江岸，由江岸再转船到 南京。我七月间离开南京时，全部书籍衣物等寄存在“故宫”驻京办事处，想尽可能到南京去拿点走。谁知船一到南京，南京已非我上次住过时的情况，下关一带， 成千成万准备逃难的集中在沿江一带等待西去的轮船；北去的火车就更不必说了。我估计我已无法离开南京，只得进城去看看再说。这时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 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到了“故宫” 办事处。这时“故宫” 职员几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个秘书黄念劬和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物。黄念劬一见到我，喜出望外，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 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无人押运。你来得好，帮帮忙，今晚的一列车就请你负责押运，明天的由我押运。”我正愁没有交通工具，离不了南京，就一口答应接受 了这个任务。当晚上火车前，黄念劬告诉我：“一切都联系好了，这列车的古物押运的目的地是西安，送交‘西北行营’， 由他们负责安置保管。火车到西安时，‘西北行营’ 会有人到车上来和你联系的。”于是当夜我就带着“故宫”的两个职员押了这列火车由南京出发。由于“古物”的目标太大，怕遭敌机轰炸，沿途车站都未停留（连 兵车都让路），一直到达了西安。那时已是傍晚，立即有几个穿军装的人上车来和我联系，为首的自称是“西北行营” 的总务处长（姓名已忘），他了解了古物的情况后，对我说：“上级指示：这批古物决定改送到宝鸡去存放。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夫在那里开窑洞。这列火车目标 太大，停在这里太危险，主任（指蒋鼎文）的意思，今晚就开到宝鸡去。”于是当夜火车又继续西行，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宝鸡。到宝鸡时，这个总务处长已 乘汽车先我们到了宝鸡，并已调集了十几辆大卡车在车站等候搬运古物。花了四五天时间，几千箱古物就安顿完毕了。我把清点和移交工作办完后，没有等黄念劬押 运的那列车来就由宝鸡回到武汉。

文物南迁10多年，历经种种险阻磨难，始终为 国人所关注。沿途得到了各级政府通力协助，文物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曾为护卫国宝立下不朽之功的、可歌可泣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故事。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 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流传，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 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 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 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