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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奥岩，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宝石学硕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士，中国国家注册珠宝玉石质量质检师（CGC）。现任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玉石分会秘书长，北京博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流金岁月:辉煌百年的海派玉雕
19世纪中期，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苏州、扬州及周边地区的玉器制品都通过上海口岸向外输出。上海成为玉器制品最重要的集散港口之后，苏州、扬州等周边地区的大批玉雕艺人也随之涌入上海，在上海这座新兴的东方大都市寻找施展才能的天地。以当时著名的古董风格玉雕大师王金洵、傅长华，人物、动物雕刻大家杨恒玉、胡鸿生等为代表的玉雕艺人在上海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汲取了新的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玉雕风格——海派风格。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翡翠珍珠塔”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代表高艺术水准的上海玉雕，一时间可谓名动天下。
20世纪70年代新华社报道上海玉石雕刻厂的新闻照片
建国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上海玉雕行业发展迅速。到80年代，上海玉石雕刻最重要的几大品种炉瓶器皿、人物、花鸟、走兽都开始形成特色,在中国的当代玉雕行业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及至90年代，随着上海玉雕厂的解体，上海玉雕以往那种大规模、集中化的生产模式，逐步被个人及工作室的独立经营模式所取代，同时也促使上海玉雕的技术力量由单一走向多元化。随着生产模式的转变，首先带来的是产品的变化——中小件逐渐成为海派玉雕的主流产品，其次是涌现出了倪伟滨、刘忠荣、于泾、吴德昇、颜桂明、易少勇等一大批玉雕名家。随着玉雕名家的涌现和市场的繁荣，又一次的将上海玉雕行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辉煌。
韶光易逝：市场、作品和人，低迷态势来袭
承袭着积淀百年的辉煌历史，上海玉雕在近二十年的发展确实是迅猛的，取得的成绩也是公认的。然而，近几年来，一度风光无两的“海派玉雕”，却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变化一，市场冷清了。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与以往的繁荣局面相比，近两年的上海玉雕市场活力明显下降，行业繁荣程度不如前些年，商家及工作室的成交量明显减少。在静安寺古玩城、中福古玩城等交易市场里，周末黄金时段营业的商户也不足一半，来此选购的客户非常稀少；各大玉雕工作室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往年那种买家接踵而至的火热场面已长久未现。受这种市场的影响，最终使得整个行业市场行情低迷，规模开始萎缩。
变化二，创新能力减弱了。海派玉雕近几年缺乏创新，具有创新的作品也十分缺少，更多是传统风格的不断重复出现。那种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愈来愈少，消费者无法从中获取新的感觉。
变化三，脱颖而出的人才少见了。随着消费市场热度降温，加之整体玉雕创作创新能力的减弱，海派玉雕人才涌现的频率更是降低了很多，具有风格的作者越来越难觅踪影。
变化四，行业凝聚力降低了。在这个信息越来越趋近于互通的时代，海派玉雕的创作格局及产业布局依然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像苏州、南阳、腾冲那样的产业集群。大部分工作室各自为阵，平时交流也并不多，很难形成集群效应，也就遑论创作者群体全面自我提升的生成、整个行业群策群力态势的促就。
以上四点，是笔者最为直观的感知，对于上海乃至整个行业同仁来说，这是一个要引发警惕的信号。
切问近思：由鼎盛转低迷，因何而“变”？
首先是全国的市场大环境、大格局变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海派玉雕一度的标杆作用下，全国很多玉雕产业基地也都在成长，都在不断向着好的方向变化着，发展着。以苏州、河南等地的玉雕产业基地为例，经过几年发展，他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并构建出“高、中、低”分配合理的产品结构，加之其包容的地域文化，更是吸引了大部分从业者和消费者的聚集。然而长期辉煌之下的上海玉雕却面临“船大掉头难”的尴尬，自我调整的步伐显得很滞后，这给其后续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整个行业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上海玉雕产业却未能及时建立完善的、聚集的产业链；未能及时构建出合理的产品结构，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其次是“高价格”形成“高屏蔽”。随着上海一线大师知名度的提升，部分海派大师们的作品价格也一路飙升，很多大师的作品动辄过千万元。诚然，这些“价格”是对大师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海派玉雕艺术、人文价值的认同。然而，随着一线大师作品价格的高涨，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更多人将上海个别大师作品的高价混同为上海玉雕行业的价格，形成了“海派作品就是贵”的认知。特别是在近两年，市场正处于调整期，海派大师作品难免在曲高和寡的同时，也给整个上海玉雕市场在无形中建立了一道“屏蔽门”。很多消费者站在“门”外，直接吓得不敢进来，这就加剧了整个上海玉雕市场活力的下降。
吴德昇作品，《青史香尘》
翟倚卫作品，《三国套牌》
再者是部分从业人员盲目地自我膨胀，过度高估了自我价值。许多从业人员没有意识到，玉雕作品价格在这十多年的高歌猛进，不单是他们自己才艺价值的体现，还包含了许多社会红利。社会红利包含三个层面，一是近百年来被低估了的玉雕价值体系，在十多年得以集中爆发，快速增长；二是在社会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对玉石品种的认知和喜爱也在不断加深；三是玉雕作品背后创作者的艺术价值开始被认同。而现今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在自我满足、自我膨胀的梦幻乐园里，单纯地高估着自身的艺术价值，对自身艺术创新的追求却怠慢了很多。随着社会红利的逐渐消失，这势必会把自己置于一个不良的状态之中。
最后就是产业布局转移和行业人才传承的问题。
在市场走低、高价屏蔽、客户锐减的大背景下，上海本土的一些工厂和商家生意开始下滑，不得不向外地迁移，部分从业人员也随之搬离。扎根上海多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于雪涛新近就有把工作室搬至北京的计划，而其他上海玉雕名家也开始通过外埠巡展的方式，将自己的主要目标客群锁定在二、三线城市，在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销售窗口。还有一大部分玉雕工作室开始整体转移到市场环境更好的苏州。总体而言，曾经吸引南北各地玉雕人才的上海而今魅力大减，不得不引人叹息。
随着一部分年轻大师的向外转移，上海玉雕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就更加凸显。翻开海派玉雕大师们的履历，于泾生于 1959年，宋鸣放生于 1957年，袁新根生于1954年，刘忠荣生于1958年，吴德昇、翟倚卫、易少勇、颜桂明都生于60年代初期，年轻一辈的如汪洋生于1973年，也已到了不惑之年。大师们年纪渐长，却少有年轻继承者能传承薪火。本土年轻人多不愿学习玉雕，外来人员多为非专业培训人才，由于文艺素养、视野高度等自身条件限制，难以进行大跨度的提升，成为大家。加之当下专业的艺术院校极少开设玉雕课程，也就很难再现昔日上海玉石雕刻厂工业中学捧出一批大师的辉煌历程。一小部分年轻人学习了玉雕，但坚持到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改行。行业内最大的希望是有幸追随大师的那一批年轻人，然而他们普遍缺少绘画、雕塑等基本功，加上工作室一带多的传艺方式，这些年轻从业者能否习得大师艺术精华还是未知数。
山前寻路：从危机中找机遇
针对上海玉雕行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合理的、有序的、规范的调整是必然趋势。首先是政府机构及行业协会能给予更多的重视与指导，从宏观层面加强对行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如将布局分散的产业现状进行集中化，形成集聚效应，促进竞争态势，进而提高整个上海玉雕行业的竞争力。
其次需要从业者从根本意识上要有所转变，尽量规避盲目自大的意识，增强危机感，理清个人与行业的关系，积极解决自身与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就是要解决后续发展的人才问题。这个问题会在以后进行专稿表达，在这不多赘述。对于上海玉雕的人才传承问题，我们相信这不是一蹴而就得以解决的，同时也坚信，在前面两点的作用下，这个问题也会慢慢迎刃而解。但这还有一系列大前提，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有序的人才教育体系——这是上海玉雕发展之根本，亦是整个中国玉雕行业持续发展之根本。（文，奥岩）
